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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炒股利息多少 翁方纲诗书理论的互通———从“重气说”谈起

发布日期:2024-10-11 22:48    点击次数:1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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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王博哲

对于兼通诗书的学者而言, 虽然诗与书所用的媒介载体不同, 但都是其人生活体验、 学识修养、 艺术理念、 精神气质、 审美理想的外化, 有着整体的一致性。翁方纲诗书皆擅, 对于诗书均有独特见解, 其诗作内容多关于书法, 书法品评也多借鉴诗歌具有的内涵和意境。

翁方纲行书《论绛帖》长卷

翁方纲, 清代文学家, 金石学家, 书法家, 学识渊博, 擅长考证, 精于鉴赏。翁方纲的学术以宋儒为根柢, 兼重考据, 金石学成就卓著, 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翁方纲书学思想多体现在他的论书诗中, 诗作见于《复初斋诗集》 与 《复初斋集外诗》 中。翁方纲的诗学理论, 首创 “肌理说”, 主张以学问为诗, 以考据、训诂充实诗歌内容, 融义理、 考据、 辞章于一体。肌理说的提出是为了矫正 “神韵说” “格调说” 之弊,与 “性灵说” 相抗衡, 强调 “不得以丝毫己意与焉”。郭绍虞评曰: “影响所及, 几披靡清季整个诗坛。” 翁方纲的书学理论及其书学实践, 虽以考据为本, 求质求实, 但在书法品评上不无精神涵养的推究, 除此也有矫正 “董赵书风” 流弊之意。翁氏诗学与书学理论的互通, 主要体现在重气说上。

(一) 重气说

翁方纲鉴赏碑帖, 重 “气”, 多次论及 “元气” “气格” “逸气” “精气” “劲气” “浩然之气” 等。以 “气” 为品评标准, 形成了 “重气说” 的品评体系。诗书本一律, 翁方纲在诗学理论的构建上也形成了 “重气说” 的诗学品评标准。在品评诗作中, 常常出现与 “气” 有关的词语, 如 “一气” “骨气” “郁勃之气” 等。

一、 翁方纲 “重气说” 的理论来源

“气” 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, 由哲学而引入审美批评体系。

《说文解字》 中 “气, 云气也。象形, 凡气之属皆从气”, 许慎认为 “气” 是象形字, 是自然界中的云气。但是甲骨文中 “气” 写作 “三”, 用法假借为 “乞求” 的 “乞”, 早期的文字中并不像云气之状, 但由于材料的有限, 只能仍依许说。[1] 可见在商代, “气” 仍然没有作为哲学概念而出现。“气” 的概念由自然界的具体之 “气” 抽象化而为哲学之 “气”, 大概是在西周时期。《国语》 记载, “幽王二年, 西周三川皆震。伯阳父曰:‘周将亡矣!夫天地之气, 不失其序;若过其序, 民乱之也。阳伏而不能出, 阴迫而不能烝, 于是有地震’。” [2] 在解释地震原因时引入了阴阳二气的观念。汉代董仲舒等提出了 “元气说”。直至宋代张载, 将 “气” 的概念进一步系统化、 理论化。张载云:“太虚无形, 气之本体。其聚其散, 变化之客形耳。” [3] 张载在这里强调的是 “太虚即气” 也就是 “气一元论”。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形式中都有 “气” 的存在。与张载同时代的朱熹则有不同的见解。朱子云:“天地之间, 有理有气。理也者, 形而上之道也, 生物之本也;气也者, 形而下之器也, 生物之具也。” [4] 又云, “阳变阴合, 而生水、 火、 木、 金、 土。阴阳气也, 生此五行之质, 天地生物, 五行独先。” [5] 在这里, 气是指形而下具体世界构成之 “材质”。陈来在 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·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》 中谈道:“气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之一, 是中国古代存在论的主要形态”;“中国哲学的气论认为一切物体都是气的聚结与消散”。 [6] 气论的哲学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是有变化的, 具有丰富的内涵。学者李存山将古代的 “气” 概括为五类。即 “气” 的概念中包含着哲理、 物理、 生理、 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的内容。

在文学批评中, “气” 可以追溯到孟子的 “知言养气说”, 虽属于哲学思想范畴, 但对后代 “文气说” 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。至曹丕 《典论·论文》 明确提出了 “文以气为主” 的著名论断:“文以气为主, 气之清浊有体, 不可力强而致。” 这里的 “气” 是指作者的天赋秉性, 属于生理和心理的 “气”, 这种气伴随着作者形诸作品, 便是文章的风格。“文以气为主” 开 “文气” 说之先河。继曹丕观点之后, 南朝梁刘勰在 《文心雕龙》 中又有发挥, 他在 《体性》 一篇中谈到:“然才有庸俊, 气有刚柔, 学有浅深, 习有雅郑,并情性所铄,陶染所凝;是以笔区云谲, 文苑波诡者也。” [7] 刘勰在这里分析了作者个性形成的四个因素, 其中 “气” 属于先天禀赋, 气质个性。“气” 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之后, 不断丰富。直至清代, 桐城派刘大櫆提出 “以音节求神气说”, [8] 也就是注意通过朗诵过程中对字句音节的把握, 从而获得对神气的领悟。继刘大櫆之后, 姚鼐又提出 “文之精粗说”:“神、 理、 气、 味者, 文之精者;格、 律、 声、 色者, 文之粗也。” [9] 在刘大櫆 “神气说” 基础之上, 提出了 “神理气味” 的审美要求, 丰富了 “文气说” 的内涵。至此, “文气说” 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体系。

“气” 在书法评鉴方面的含义, 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。早在南北朝时, 王僧虔就有关于 “气” 的阐述, “形绵靡而多态, 气凌厉其如芒”。[10] “气” 当与 “形” 相对, 是作为 “形质” 的内涵而提出的。同时代的南朝梁袁昂在 《古今书评》 中说:“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, 纵复不端正者, 爽爽有一种风气。” [11] 这里的 “风气” 是指人的风神气韵, 由人物品评而引入书法审美品评。孙过庭在 《书谱》 中也涉及到了 “气” 的问题:“假令众妙攸归, 务存骨气;骨既存矣, 而遒润加之。” [12] 这里的 “骨气” 是有关形质的论断。“骨气” 指字形笔画之间充盈着含混的一股力量, 从而产生劲健的质感。张怀瓘关于 “气” 也有精彩的见解:“夫草木各务生气, 不自埋没, 况禽兽乎?况人伦乎?猛兽鸷鸟, 神采各异, 书道法此。” [13] “生气” 是生命本体之 “气”, 郁郁勃勃之气, 轩轩冕冕之气, 只有元气充沛, 才能精神焕发、 神采各异。“然智则无涯, 法固不定,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, 妍美功用者为下”。[14] “风神骨气” 与 “妍美功用” 是两个相对的概念, 也就是 “神” 与 “形” 的层次的区别。“风神骨气” 是作品精神层面的审美属性。到宋代, 蔡襄也十分注重 “神气”, “学书之要, 以神气为先”, [15] 承袭了 “风神骨气” 之说。苏轼将书法审美要素层次进一步系统化, 提出了 “书必有神、 气、 骨、 肉、 血, 五者缺一, 不为成书也”。[16] 但这种 “气” 如何充盈于字中, 苏轼这样谈道:“人貌有好丑, 而君子小人之态, 不可掩也;言有辩讷, 而君子小人之气, 不可欺也;书有工拙, 而君子小人之心, 不可乱也。” [17] 苏轼这里的 “君子小人之别” 的 “气” 仍然是指精神状态的, 张怀瓘所言 “风神骨气” 并未论及书者的道德修养。苏轼在张怀瓘的基础上提出了 “君子之气”, 可以说是开后世 “文人气” “士气” “书卷气” 论调之先河。董顪在 《广川书跋》 中谈道:“怀素, 气成乎技者也, 直视无前, 而能坐收成功, 天下至莫与争胜, 其气盖一世久矣。故其致一此而终身不衰者, 则以未尝用气也。” [18] 这里的 “气” 是指书家创作时的精神状态。直至明代王世贞, 在品评上提出了 “书气” 问题, 诸如 “士气” “僧气” “河朔气” “脂粉气” “俗气” 等等。但是早在王世贞以前, 赵孟頫与钱选论画时, 就已涉及 “士气” 之说。甘中流先生在《中国书法批评史》 中对王世贞的 “书气说” 评价道:“这种以 ‘气’ 来概括书风的方式, 有利于整体上把握某些特定时代、 群体、 地域等书法特点。” [19]

与翁方纲同时代的书家关于 “气” 也有论及。梁同书在创作时重视 “气”, 认为写字要有 “气”, 且 “气” 是书写熟练后自然所得, 天机所至。“写字要有气, 气须从熟得来。有气则自有势, 大小长短、 高下欹整, 随笔所至, 自然贯注成一片段, 却著不得丝毫摆布。熟后自知”。 [20]

于令淓更是认为 “气” 自书法肇兴之出, 虽字体时有嬗变, 但 “气” 却沿革一致, 贯乎始终。“篆变为隶, 隶变为楷, 楷变为行草, 形体与时变迁, 势所必至, 然变其能, 未尝变其精神气骨也。” 何绍基则以为:“气何以圆?用笔如铸, 元精耿耿贯当中, 直起直落可也, 旁起旁落可也, 千回万折可也, 一戛即止可也, 气贯其中则圆, 如写字用中锋然。一笔到底, 四面都有, 安得不厚?安得不韵?安得不雄浑?安得不淡远?” [21] 何绍基认为的 “气” 是 “元精” 之气, 是至纯至精至朴之气, 是 “太初之气”, 也就是 “涵泳万物” 之气。有此气,可以无往而不利, 这种气囊括厚、 韵、 雄浑、 淡远, 可以说 “气” 是产生这些审美要素的基质。至刘熙载则在《艺概·书概》 里对 “气” 做出了系统地梳理与阐发, 并且拓宽了 “书气” 说的内涵, 诸如提出了 “金石气” “书卷气” 相对的审美范畴。至此, “书气说” 臻于完善。

根据我们对历代有关 “气” 的论述的梳理, 我们可以将 “气” 归纳为以下几端:(1) 形而上之气, 也就是根本之气, 如 “元气”;(2) 形而下之气, 也就是与实体有着某种联系、 依托。如气附之于人, 则为人之 “气”,则为与精神风采有关之 “气”;系以书法作品, 则为书法形质之 “气”。总之, 元气是根本, 依附于作品, 产生与形质有关之气、 与精神有关之气。如果没有作品, 气也就不复存在, 它们相互依赖, 彼此制约。

具体来说, 则有:

(1)元气。也就是 “混沌初开, 乾坤始奠, 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, 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” 的阴阳的 “气”。

(2) 与形质有关之气。也就是笔画、 结体、 章法中所蕴含的 “气”, 是实的概念。

(3) 与精神有关之气。也就是笔画、 结体、 章法外所体现的 “气”。是虚的概念。书家的主体精神通过 “气” 流布于作品中, 使作品具有同书家一致的风神气韵。

我们可以发现 “气” 的内涵意义不断延伸, 经历了从 “天地自然之气” 到 “人性禀赋之气”, 再到 “审美感悟之气” 的过程。

二、 翁方纲 “重气说” 的书学与诗学品评标准的互通性

(一) 翁方纲 “重气说” 的书学品评标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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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现在来看翁方纲关于 “气” 的有关论述, 可以发现基本囊括了以上几点。

1.元气

气, 是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, “阳变阴合, 而生水、 火、 木、 金、 土。阴阳气也, 生此五行之质, 天地生物,五行独先”。[22] 翁方纲品鉴历代书画碑帖, 以 “元气” 说为根柢。认为具有古法的作品中往往蕴含着 “元气”。

他在 《国学兰亭歌》 中谈道:“兰亭古法该篆籀, 晋唐一脉元气含。” [23] “元”, 《说文》 是这样解释的, “元, 始也”, 是最初开始之义。何谓 “元气”?《白虎通义·天地》 中认为 “天地者, 元气之所生, 万物之祖也”。 [24] 元气也就是最初的含混朴茂之气。翁方纲认为兰亭和篆籀之法相通, 是含有至初至纯之气的。篆籀之气是书家毕生的追求, 丰坊 《书诀》 云:“古大家之书, 必通篆籀, 然后结构淳古, 使转劲逸。伯喈以下皆然。” [25] 王羲之书作中饱含篆籀意, 早在宋代黄伯思在 《东观余论》 中就已提及:“晋史称王逸少书暮年方妙, 引帖升平二年书, 正暮年迹也。故结字比 《乐毅》, 《告誓》 诸帖尤古质, 殊类钟元常, 浑浑然有篆籀意,非遇真赏未易遽识也。” [26] 可见翁方纲是具有卓越识鉴能力的。那么元气的组成如何?翁方纲论及 “欲推书契返至朴, 阴阳奇耦均刚柔”。 [27] 元气中蕴含着阴阳二气, 追求 “元气” 也就是返回质朴纯真的境界。“元气” 也就是至朴胚浑之气。翁方纲深膺以王羲之为正脉的晋法, 正是因为王羲之的书法具有 “元气”。

“元气” 说在翁方纲的品评中比比皆是。如评 《枕涛阁五十八研铭册》 中 “真手不损研不坏, 淋漓元气一字无”。 [28] 赞叹西岳华山庙碑 “三峰万古一元气, 想见于此旋羲娥。精神融结到此本, 二百年前已无多”。 [29] “元气” 还有其他名称的表述, 如 “精粹气” “清气” 等。《校黄诗有述六首》 其五中 “万古乾坤清粹气, 此中言语后来无”, [30] 《苏门山涌金亭苏书石本》 “二百年间一仰俯, 乾坤清气谁吾徒”。[31]

2. 与形质有关之 “气”

气除了元气之外, 还有形质之气, 这类气在作品中, 需要审美主体去感知, 去体悟。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互制约, 相互影响。“气” 作为形质之气, 在品评中经常单独出现或与其他字词结合出现。

如评论颜真卿书迹, 认为颜真卿笔画之所以 “中实”, 是因为具有 “浩然之气” 的意蕴。“谁云文字记姓名,浩然之气在中实”。[32] 如评论泰忠介的篆书, “借令不以篆籀名, 劲气亦已蟠山河”, [33] 称其 “劲气” 气逾山河, 劲气是审美主体感知到的审美客体所蕴含的形质之气。又如评价张雨书作, 称其 “真气杂龙虎, 尘思厌鼃黾”。[34] 这里的真气是作品整体的气象, 真气弥漫, 有如龙虎, 气势豪迈。这类 “气” 在品评诗作中还有很多。如赞叹石门铭的艺术成就“气俯汉碑相什倍”;[35]论及智永的书法“气压二王一千轴,率更好手那得闲”。[36]

3. 与精神有关之 “气”

翁方纲对于先贤尤为景仰, 从他在广州数谒韩公祠就可以看出。韩公以谏诤佛骨而有左迁之厄, 韩愈不作个人计, 虽被贬潮州, 仍心怀魏阙。在任心系一方苍生, 政绩开明, 督办庠序, 除恶扬善。百姓为纪念韩愈, 将当地的笔架山改为韩山, 并建祠设祭。翁方纲在 《潮州谒韩祠十韵》 中详细地介绍了韩愈离开潮州后, 官民为其设祠祭祀。在小注中写道:“淳熙重建屋, 郡守丁允元文惠昔披菅。宋咸平二年, 陈文惠公倅潮始建祠于韩山亭。” [37] 接着在 《韩文公钓台阳山》 谈道:“中有岿然祠, 遗像照至今。想见宏与册, 侍坐同幽襟。” [38] 韩愈将中原先进的文化滋养了唐时文明尚未开化的岭南。翁方纲来广东督学, 身负一地文化昌明之重任, “想见宏与册, 侍坐同幽襟”, 表明了欲上追韩公之迹, 志在赓续光大岭南之学风、 民风的心迹, 这也是翁方纲志气、节操之体现。

在诗作中也体现了翁方纲重视气节的心绪。在《范巨卿碑》中说道:“谁念山阳与汝南,独行名垂节不易。”[39] “今睹兹碑乃识之, 全摄精神在笔画。汉京分隶篆之变, 分布阴阳转波磔。其间骨月与性情, 风会推移匪朝夕。东京士人崇气节, 二百年来热肠积。” [40] 《范巨卿碑》 又名 《范式碑》, 传为蔡邕所书, 其实当为受蔡邕书风影响的书家所作。翁方纲认为只有胸中涵养正气, 精神才能融于笔画之间, 才能分布阴阳。清唐甄在 《潜书·主进》中 “世尚气节, 则为直士;世尚功业, 则为才士” 的认识, 可谓概括了翁方纲的人格。

除此之外, 还有其他类型的人格之气, 如:“芝英气候谁端倪, 后来俗书竞鹜鸡。” [41] 张芝的风神气度非常人所能窥测, 只有具备了与张芝的 “气候”, 才不会沦为俗书之作。

“此老书在虞张间, 加以奇气殊常格。奇哉君家迹五段, 倐忽逸气横烟霄。” [42] 翁方纲评价杨维桢, 认为其人为奇人异士, 于书作中自有一种奇逸之气。

(二) 翁方纲 “重气说” 的诗学品评标准

翁方纲学问深受传统儒家学说和理学思想的影响, 尤重宋学。无论是 “程朱理学” 抑或是 “陆王心学”, “理气一体, 先理后气” 还是 “理在心中, 先气后理”, “理” 和 “气” 都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受其影响, “肌理说” 虽言理, 但 “气” 在翁方纲历代诗作品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翁方纲对于诗歌的评论主要见于 《石洲诗话》 中, 诗家之根基在于一 “气” 中, 他认为盛唐诗人妙处在于 “气体醇厚, 兴象超远”, “盛唐诸公之妙, 自在气体醇厚, 兴象超远”。为何如此, 翁方纲认为杜甫、 李白诗坛双璧的高超绝妙之处关键是 “一气”, 妙合自然之道。

“杜五律 《洞房》 诸作、 七律 《秋兴》 诸作, 皆一气喷洒而出, 风涌泉流, 万象吞吐, 故转有不避重复之处。其他诸什, 大都类此。” [43]

“太白五律之妙, 总是一气不断, 自然入化, 所以为难能。” [44]

“李杜文章在, 光焰万古长。” 李白、 杜甫是诗家巨擘, 是后世诗人歆羡却无法企及的至高境界。

可以说在翁方纲的认识中, “元气” 是作为诗歌最高品评标准的。

与其有类似思想的是时代稍晚于翁方纲的方东树, 方东树是 “姚门四弟子” 之一, 著有 《昭昧詹言》, 是桐城派最重要的诗话著作。“杜公包括宇宙, 含茹古今, 全是元气, 迥如江河之挟重流, 以朝宗于海矣。” [45](《昭味詹言》 卷八) 强调杜甫诗作 “全是元气”, 实为百代冠冕。

对于其他诗人的评价, 则侧重于精神之气与形质之气来评价。如:“嘉州之奇峭, 入唐以来所未有。又加以边塞之作, 奇气益出。风会所感, 豪杰挺生, 遂不得不变出杜公矣。” [46] “入唐之初, 永兴、 钜鹿并起, 而钜鹿骨气尤高。” [47]

翁方纲《隶书册》 江西省博物馆藏

“奇气” 是指岑参作品具有不平凡的气势或气象。“骨气” 是言魏征具有与 “建安风骨” 一致的一种高尚的人格, 化之于诗作则是创作形象明朗简洁。因为唐初之前齐梁诗风过度柔媚, 形象纤巧雕饰, 故魏征的诗作在初唐能够独树一帜。

又如评论晚唐诗的整体成就时说:“杨诚斋谓 ‘诗至晚唐益工’, 盖第挑摘于一联一句间耳。以字句之细意刻镂, 固有极工者。然形在而气不完, 境得而神不远, 则亦何贵乎巧思哉!” [48] 翁方纲认为晚唐诗只是精雕细琢一字一句, 局部精细, 但是缺乏整体宏观的气象神韵, 所以成就不及盛中唐。

评价元好问诗时, 这样写道:“遗山以五言为雅正, 盖其体气较放翁淳静。然其郁勃之气, 终不可掩, 所以急发不及入细, 仍是平放处多耳。” [49] “体气” 是元好问诗作的体制格调与陆游相比, 较为淳静, 但是 “郁勃之气” 一寓于诗, “郁勃之气” 是指元好问困顿偃蹇, 郁结壅塞, 将郁勃之气寄托于诗作。

翁方纲品评书法、 诗作体现了 “重气” 的倾向, 尤其是一系列与 “元气” “形质之气” “精神之气” 相关的品评语汇, 形成了以 “元气” 为最高审美品评标准, 以 “形质之气” 与 “精神之气” 两翼为基础内涵的品评体系。

古代文人往往身兼数艺, 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基本体裁之一, 具有高度的凝练性, 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, 是古代文人表达书学思想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一。论书诗既体现了诗人高超的文学才能, 又蕴含着深刻的书学思想。翁方纲诗作中与书法相关的多是金石的考据勘证, 拓本的优善考辨, 碑帖中字数的遗存考证, 对拓本从书法角度进行鉴赏, 将诗与书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这类诗是体现翁方纲诗学主张 “肌理说” 的 “学问诗”。其中涉及到的 “重气说” 则体现了诗书品评标准的互通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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